谈新加坡二战后政党政治
一位来自南洋大学人称潮州怒汉的政治选战历程
三（A）
一九九一年在野党胜选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一、简介。
一九八一年安顺区补选结果代表了新加坡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里程牌。新加坡另一老牌政党（1957年成立的工人党）打破了执政人民行动党，自1965年独立以来长期一党独占国会的历史记录（1959-1980）。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执政党安顺区补选（Anson
By-Election）的失利，让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律师意外地结束了单一政党垄断新加坡国会的局面。在野党代议士首次近入国会论政的话题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当然它也同时惊醒了独霸政局多年的执政党高层，因为他们的脑海里从未有过“败选”这两个字。
民主政治必须有在野党存在和提出不同建设家园和为民服务的意见。对新加坡民主政治建设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面是，此艰辛赢得的宝贵一席（安顺选区）开始唤起多年来处在政治冷漠期的新加坡知识份子、专业人士和在籍大学生对政党政治的兴趣，尤其是受华文教育的新一代知识份子群。人称“潮州怒汉”毕业于前南洋大学的华校生刘程强先生，就是其中少数一位初生之犊不畏虎，勇敢投入民主政治运动的生力军。他认为安顺区的胜选是华文教育者再出来参与群众活动，为一个多民族、多元化社会的民主政治和国家建设尽一点绵力的开端时刻。
面对逆水行舟的政途，怒汉心理有备过苦行僧生活。一九八二年这位吃苦耐劳、胆大心细和机深智远的前公立学院教师，毅然加入了一群由英文源流专业人士主导的工人党（Workers’
Party），成立于一九五七年的新加坡老牌政党之一。负有强烈使命感和宏大抱负的他，完全清楚参政和论政的昂贵代价，但不忘把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力争上进）做为自己的奋斗精神和行为指导准则，他胸怀坦荡地踏上了当时大部分人们认为坎坷之政途。
我个人深深感觉他的刚毅从政作风极相似人民行动党分裂前，早期领导们（如左倾少壮赔华校职工运动领袖们和相对温和派受英文教育外国归来的顶尖知识份子、专业人士）愿意过着简朴生活、专注耕耘和展现为民谋福利的打拼精神。他们只顾为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目标全力以赴，不问自己的最终收获是什么？
二、九一年执政党大意失荆州，再谈后港失利的综合因素。
（一）
为捍卫早期艰辛建立的政权和一片繁荣、稳定的多民族社会，执政党不断出谋划策，毫不手软地打压八十年代崛起中的在野阵营。
执政党先发制人的围堵与牵制竞争对手设计的制敌策略，致使整个八十年代的在野各党处在艰辛成长的十年。一九六八至一九八零年的四届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势如破竹、一路过关斩将，不留任何议席给政权挑战者。可是，进入一九八十年代后，国会议席争夺战役就不再像以往那样一路平川，虽然执政党是由一位谋略兼备政治强人领导下的强大政党、精英更是济济一堂。尽然如此，小部分受高等教育专业人士对执政党治国政策还是持着相异的看法和意见，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一九八一年底执政党在安顺区补选意外失利后，一九八四年国会选举又一连丢失两个议席给有专业律师背景在野党候选人，得票率大幅度下跌到历史最低点（一九八零，一九八四, 一九八八）。为应对此突奇而来的冲击和意识到有群众基础的政权挑战阵营的形成后，执政党逐步推出一系列软、硬兼施对策和行政措施，以确保有效阻碍、打击对方有迅速崛起或冒出头的任何机会。
仅以一九八八年首次引进国会代议士选举制度的十三个集选区为例（指由多位候选人组成的选区，如三或四位一组候选人，三位是华裔的话，第四位必须有一位是少数族群的代表，此类选区英文简称GRC），此新增添选举制度有效和几乎彻底地将原本就是中、青年领袖凋零和财力薄弱在野阵营置于明显劣势。国内政治内行者认为，当时的在野党是不具备条件（尤其是少数族群领导）可同人才济济，行政资源丰富以及社会治理能力卓越的执政党匹敌。
【注：一九八四年选举执政党面对首次同时丢失两个国会议席以及总得票率是连续三届下滑到百分之六十四之历史新低（降了百分之十二点六），也有好几个单选区仅能以微差保住席位。这出乎预料的选举结果确实震撼了整个执政党高层；一向是讲求执政成绩单满分和国会议席清一色是行动党的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心理上很难接受此次非常不满意的选举结果，他几乎是抗议似地向在场媒体表示，人民既要政府干得好，又同时又利用手中选票来施压，他满脸通红地不断在摇头。他斩钉截铁地指出阴差阳错的某一次选举，像行动党这样一个好政府会一夜之间丢失政权的，没有执政经验或背景有问题的反对党代议士组成的政府，是可能在短期内花光新加坡政府多年辛苦累积的庞大外汇储备金（Foreign Reserves）。
被后继不负责任政府耗尽储备金自然是大家担心的问题。那么有什么制度、办法可用来保卫新加坡国库？当然建立有能力和高效廉洁的民选政府是最好的保证。所以，为了捍卫和巩固当年艰辛拼搏赢得的政权，由多位不同族群候选人组成的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ve Constituency，简称：GRC）制度和民选总统（Elected President）概念就在李光耀的脑海里浮现了。他也将选举部门（英文：Elections
Department，主要任务是负责选区划分工作）由国会划入总理公署的管辖权限和在各选区设立市镇理事会（Town
Council）取代法定机构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来负责管理政府组屋及其相关设施。此一举措为执政党官员提供了一道同选民直接交流和近距离接触的绝好机会，相对地，在野党就缺乏了可活动同样平台】
（二）
九一年选举怒汉大胆弃集选区，转攻单选区问鼎国会议席。
怒汉坚信新加坡民主社会，还是存在着对在野党建立群众基础和探寻选战策略的不少有利因素。其一、在自治、独立之前，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统治过一百五十年的多民族聚居殖民地，它采取的“分而治之”殖民政策遗留下不少棘手问题给当今执政党，其中有民生问题、教育制度与语文问题的处理、传统文化的传承、族群（华裔、马来族群、印裔和欧亚混血后裔）之间融洽关系的维系以及移民政策的调整和制定等。其二、执政党长期牢握政权和垄断立法权，一系列政策的推动和执行阶段难免会出现大、小失误，受到有识之士公开抨击；受本身国民的赞赏和本区域各国羡慕的新加坡多年卓越政绩，执政党难免会犯上自满或过度自信，而忽略或低估了国内政治竞争对手有机可趁的反击能力。
另一重要政治规矩是，在任何时刻必须牢记办事或论政时得避免犯上“祸从口出”的致命毛病。参政是需要长期和稳健做政治工作和专心搞好党务，百分之百遵守国家基本法纪必须永存于心中，否则可能走上半途而废的命运。他目睹几位政党领袖（包括工人党高层领袖）和社会工作活跃人士，因一时不慎失言犯错，损害到政治人物声誉，触犯诽谤罪名而被控上法庭，惩罚严重的话，可能因面对巨额赔偿而倾家荡产或个人失去一段时间的参政权力。由此观之，要在新加坡搞政治活动，必须认真学习和必须懂得坚守正面“明哲保身”的政治大学问，这是是非常关键的一课。
再依据前三十年（一九六零年 - 一九九零年）政情的了解和选举结果的数据分析，怒汉胸有成竹地挑选一个华裔选民占多数的郊外或半郊外单选区，尤其还处在建设和发展阶段中的新社区或卫星镇（例如惹兰加油、裕廊、林厝港、后港、加基武吉、义顺、蔡厝港、武吉班让和榜鹅等有农耕、家禽业与养猪业地区）。朝野对叠选情激烈以往经常在这一类型选区出现，胜选决定于微差的得票率。怒汉初步估计这一类型选区选民基于多种考量、会给予朝野候选人接近或相等的竞争机会，不至于让选情一开始就全面倾向有政府撑腰的执政党候选人。
做为常胜军领导人的他，持有的竞选“稳胜”心态是较难避免，但低估赤膊上阵和持普通背景的工人党华校底候选人，是执政党犯了严重轻敌的结果，因为他们是在竞选那一周，才瞧清楚怒汉具备非一般候选人的选战竞争力。
【注：“补选”战略是指所有被指派上阵的在野党候选人，只挑战部分国会选区，造成执政党因为不战而胜的国会议员人数超过半数而自动重掌政权，化解了执政党常用的心理战术 – 如在野阵营没能力执政和管理我们的储备金等。此精心泡制的竞选绝招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说服了竞选区选民此次可以放心投票给在野党候选人，“补选效应”造成执政党一共丢失了四个议席，另外四个单选区也仅以微小的多票数保住席位。相比前届百分之63.2总得票率，1991年的选举结果又继续下掉到百分之六十一（61%），确令高层领导忧心忡忡。】
第一点，是华裔族群关注的华文教育前景日趋暗淡的议题以及政府宣布不鼓励华裔家庭老幼成员继续以方言沟通的政策和措施（如电视台和电台停止广播方言节目）。前者在日益国际化和西化的影响下，华语社会、政治价值的没落成立事实，而后者对华裔家庭中乐令成员造成的心中不满、愤怒和伤害就难于估计了。
第二是“居者有其屋”政策成功背后的部分代价。一九六六年通过《土地征用法》，以低於市场价格强制征用民间大片土地来建造现代化政府廉价组屋（HDB Flats）。政府成功缓解和解决了屋荒，但又得面对郊区失去土地的地主们的强烈抗议以及影响从事农耕、养猪业和家禽业居民的生计问题。他们跟不上新加坡快速工业化步伐，也无法及时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各样商机和就业机会，因此哀声怨道的心态自然是可理解的。
不幸的，土地归回国家直接影响了历代务农、经营家禽业和养猪业家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土地征用法令》征用民间私有土地来建造现代化廉价居民高楼和受影响居民的生计问题。扮演现代罗宾汉劫富济贫角色的执政党内阁政府，庭成员的传统型生计，致使他们处在转行与否左右为难的棘手选择。居者有其屋。。
上届选举（一九八八年）朝野候选人对叠的选票百分比得票比例是六十对四十，根据客观分析，工人党候选人的百分之四十得票率估计是来自几个群体：首先是认为国会需要反对党的选民、其次是抗议华语的社会与政治价值逐日下降及其对方言可能消失的恐惧的一群、其三是失去土地家庭成员的静默抗议以及他们面对就业转型困难的问题。在这个前届选情的基础上和今届“补选效应”的护航，全面备战工作做得好的怒汉，尤其是对选区和选民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他的临场多次发挥的优异表现，确令各族选民刮目相待，成功扭转选情趋向有利于工人党的胜选。他最终仅以2.8%（百分之二点八得票率）多数票夺得后港区议席，为工人党铁锤党旗第二次展示在独立后的新加坡国民议会（Parliament），也联同新加坡民主党其他三位国会代议士为新加坡民主进程继续跨前一步。
【注：华文前景暗淡、华语社会价值日渐变弱。选民有此悲观看法和结论是因为八十年代几个官方政策相继造成的。例如，一九八零年进入建校已二十五年的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东南亚唯一以华文授课最高学府），被并入了新加坡大学，从此走入了历史。此举措结束了该培养新加坡本地和东南亚广大区域（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华文大学生的角色。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反应虽然一片哗然，但为了顾全大局并没有用街头示威和游行活动来抗议或反对。
一九八七年新加坡教育政策规定英文为所有公立学校的唯一授课媒介语, 除了学习族群母语一科外，新加坡社会不再有华文和英文学校之分。语文统一可以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强化向心力，但也影响了各族群文化传承的自然流程。受此国家语文新政策最大冲击的最大族群，当然是占国家人口最多的华族社群，尤其是有孩子和孙子的中老年阶层的一群，在国会代议士选举时刻，他们手中都握有神圣的一张选票。】
怒汉的敏锐政治嗅觉和洞察力：突显后港潮州方言的政治价值。
怒汉本单身匹马出征后港单选区占有什么个人优势？肯定是有的，首先后港是华裔潮籍公民居多的选区，来自华社族群候选人一般上是会占有先天的优势。怒汉和他的对手都是来自华裔族群，而且都是华校大学毕业生，在表面上看来，双方似乎是平分秋色。但是，官方规定以英语为主导的教育制度和一九八零年以华文授课的南洋大学的关闭（同以英语授课的新加坡大学合并），两者对执政党候选人争取年长华裔选票较不利。
其次是由浓厚乡情因素产生的强烈亲和力。怒汉的华校底潮籍背景（揭阳）已经被潮州选民居多的后港单选区下意识地接受为“家己人”（华文：自家人的意思，对怒汉我们必须支持），巧合的是怒汉的竞争对手不属潮州社群一员，这个心理上的差别待遇就可以感觉到了。从竞选提名日开始，在野阵营携手酝酿而迅速发酵的“补选”（By-Election）气氛已经弥漫各选区，“选人不选党”成为了投票人群的主要考量点之一。所以敌对双方的个人素质和社会背景相比旗鼓相当的话，怒汉当时临场演说淋漓尽致的发挥以及所展现的说服力起了得票的关键作用。
【注：据估计目前海外华侨人口，约有一千五百万能操潮汕话。一九九零年的新加坡潮籍人数是四十六万，二零一零增加到五十六万六千；维基资料指出他们的先辈主要是来自中国广东省的海阳县、潮阳县（今潮阳区）、揭阳县、澄海县（今澄海区）、饶平县、大埔县、普宁县、惠来县、丰顺县。据海峡时报的报道，后港区是潮籍新加坡百姓聚居大区】
第三项怒汉手上掌握的选战优势和绝招，就是他在关键时刻多加使用了潮州方言为传达信息的有效媒介之一，它激动了炽热的乡情，选民反应激烈，这无形中也在抗议政府禁止方言的严重失策，当然这种诉求也强有力地直击选民心坎。这一幕犹如五、六十年代新加坡首任市长王永元和杰出工运领袖林清祥等用流利易懂的闽南语（新加坡福建话）作街头演讲，不断引发高潮迭起的选战场面。他们两位政治先辈场场吸引了成千上万踊跃参与的群众。
在半世纪后（九十年代）重现的类似竞选场合，怒汉的精彩表现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不但适时和有效利用了潮州方言的魅力、感染力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确保内容穿透力直达群众，了解他要参政的目的，同时又会慢条斯理地吟诗逐步拉近他同说潮汕话乡亲老友的兄弟般关系。潮州方言成为了他最有效的战略媒介武器，此回选战首次给执政党候选人尝到重拳一击倒地之苦味。
【注：尝到此次大亏和吸取昂贵的教训后，执政党在后续的选战都派出潮籍背景非一般的候选人出征夺回此区，如一九九七年的警察部队奖学金得主王志豪（属部长级人选）和二零零一年的老将刘志明等，他们虽然也能操一口流利潮州方言，但最终都败阵而归，而且双方得票率差距逐届增大。人们此后看到支援着怒汉刘程强的浓厚乡情逐步升华为“后港精神”，此股无形力量也锐变成一股向心力，虽然多年来执政党公开以行政措施（如组屋翻新计划等是以行动党掌管的选区为优先，反对党的选区得耐心焦急地等待）来惩罚这一区选民。】
怒汉刘程强经历的先、后两次（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一年）国会议席选战都是斗智、斗勇的艰辛一战。他处于劣势有几点：一、自己是华校生政治新手，讲的是华校生口音英语，貌也不惊人，没有可引人注目或羡慕的任何社会背景，二、之前不存在着不利在野党成长和参加选战的因素，一概都在八十年代中期逐一出现，例如集选区制度、选举部门归入总理公署权限，市镇理事会掌管选区事务等，三、工人党虽然是老牌政党（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可惜财力不足（政治献金是许可的，但实行的管制条例严厉），也正处在党核心领导层人才凋零和新血难寻的阶段。一九八十年代后期造成国民避免涉及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政府采取的《光谱行动》。有关当局引用《内政安全法令》，指他们有阴谋推翻民选政府，直接逮捕和不经公开审判长期扣留了不少专业人士。
一九九一年怒汉尽管自己心知肚明面对的是逆水行舟之战役，但是视野宽阔、嗅觉锐利和满脑子有制敌策略的他，还是毫不犹疑地选择决战于后港（Hougang Single Constituency）单选区，一个自己情有独钟以华裔和潮籍居多的选区。他估计在野阵营补选效应（By-Election Effect）策略营造出来的有利局势，比起本来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怒汉认为自己的华校生底子和南大生背景，加上能操流利的潮汕方言还是略占一点竞争优势，不愧是一位在工人党内默默耕耘的政党政治选战战略家。
对执政党来说，后港败选是个噩梦的开始，光芒四射的“后港精神”取代了天空的闪电（行动党党徽）。我们看到一九九一年选举出现的天时地利人和各条件到齐，慷慨地给予工人党候选人一个千载难逢的胜选机会，该党久等的一个政治大突破口终于再次来临。继华裔和印裔民主斗士詹时中和惹耶勒南在一九八四年夺得波东巴西和安顺单选区之后，后港单选区成为新加坡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上的第二个旅程牌，同时也是工人党扎营生根的未来战略要塞。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园主 写于公元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