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加坡二战后政党政治
一位来自南洋大学人称潮州怒汉的政治选战历程
（二）
一九九一年在野党候选人胜选对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简介：
对外致力塑造工人党是个负责任的鲜明在野党形象，不是单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党。一九九一年是受华文教育的潮州怒汉刘程强踏入政坛的第十个年头。经此不短而且艰辛历程，他亲身体验了动荡政党政治生活和日夜磨炼。从两位永不言败、坚守岗位的在野党阵营政治前辈、导师（惹耶勒南律师和詹时中律师），他吸取了宝贵经验和启示，以及悟出了在破涛汹涌的政海里如何明哲保身的道理 – 其中重要的贴士和护身符就是尽可能避免涉及诽谤政治对手的案件。另者，做为在野党阵营之一员，他也深感自一九八四年开始到一九八八年后执政党推出旨在钳制在野党的成长政策与条例，往后的政党选战道路更越显得崎岖难行。
做好选区基本功课，永不言弃、耐心静待有利自己的政治大局势降临。一九九一年，此年也许（农历辛末年-羊）对他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年，此回潮州怒汉是以党副秘书长身份毅然决定再次披甲上阵参加国会选举，有锐利透彻眼光和有备而来的他，机智地避开了需要多人组成的集选区，全力以赴转撲、主攻郊外的单选区 - 有一两万一千多人选民后港区。他的胜选给他和团队塑造坚韧不已的“后港精神”，连同另一个在野党三位议员携手进军国会，为新加坡国会民主政治道路奠下一个新旅程牌，讲华语的非执政党代议士终于有机会在这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为民请愿！。
（一）几届得票率显示部分单选区是执政人民行动党较脆弱的环节。
国会选举数据不讲骗话，由一九八十年代两次（一九八四和一九八八）国会选举选区成绩的整体分析来观察，对比朝野候选人得票比例的极小差距显示单选区不一定全是执政党万无一失的地盘，虽然他们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如法定机构“人民协会”及其各区的俱乐部和现代化设施）和源源不绝的大批精英候选人（如政府奖学金得主为背景的公务员、政府企业高层主管和武装部队长官为主要来源）以及经常摆出胜券在握的高姿态。其实，执政党高层摆出此包胜心态也不令人惊奇，其中一个主因是因为该阶段的弱势在野党阵营几乎没有机会（缺乏财力和有能力强的领导）或有没有能力物色到学历高、有坚定意志力和有勇气献身于政治活动的党员当领袖。
那为什么说，在野党领袖此次竞选在单选区较有胜选的机率？
以下几项综合因素可列举参阅：（1）其中之一是选区的逐届增加（一九六八年的五十八议席跃升到一九九一年的八十三议席），每一区都有候选人代表。党基层不一定能对每一新、旧选区及其教育水平日益提升的居民进行较深入了解和为他们解忧（2）年轻、学历好的新候选人，又不一定是能言善道的演说者，也可能缺乏草根性格或一时无法快速适应环境，态度显得高傲，不会主动与居民打成一片，造成人缘差，（3）被党高层选中或邀请出任内阁部长或其他政务要职的重量级新人选都组成集选区，受护航一路顺风，由此观之，大家大约明白单选区候选人的份量和水平。
同集选区（三位到五位候选人组成，由一位到两位部长领军）不同的是，执政党单选区的候选人得单身面对来势汹汹、加上选战经验丰富和学历不俗的在野党挑战者。如你不是像一位街头斗士为生死存亡而反击或采取主动攻击，只是下意识地在依赖自己的后援团来支助你，如期待着某位部长或甚至总理本人来为你打气、捧场，那你会显得自己是很被动的。这类最具代表性或典型例子，就是一九八四年选举首次披甲上征应战而分别在安顺选区和波东巴西彻底被击败的年轻候选人儒将吴博韬和马宝山，后者在下一届的选举，只好加入集选区过关入内阁当部长。
（二）政坛老将詹时中的“补选效应”策略（by-election
effect）起了大作用。
朝野斗智斗勇，在野党此次竞选以小博大战略重击执政党。在野党此一安定人心“天才般”的竞选策略和妙招，对一向倾向关注和追求稳定政局和繁荣社会的新加坡选民做出了行动党肯定再继续执政的保证。为人正直可靠的新加坡民主党魁詹时中律师恳切呼吁各在野党携手合作，决定总共只派少于一半的全国选区候选人参加选举，以便让人民行动党于提名日当天一过，就可以超过国会议席半数的政党宣布成立政府，重掌政权。
在野党领袖明确传达这一项承诺给选民–强调此次国会选举绝对不是替代政府的选举。因此，其他需要投票的选民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绝对放一百个心地把手中神圣选票投给来自在野党的有能力的竞争人选。【注：所谓“补选”（By-Election）是指单选区原任议员因中途辞去或放弃议席，总理公署部门有权宣布此区需要举行选举、提名日期和投票日】
此项来自在野党的锦囊妙计，表面上看似慷慨和避重就轻的竞选战略，实际上此致命一招发挥的实际效益竟将执政党多年高得票率压制到百分之六十一，创下了该执政党党国会选举得票率记录的历史新低（1980选举：77%得票率，1884选举：64.8% 和1988选举：63.2%），狠狠当头一棍打的时任总理吴作栋昏头转向；此外，同样令他惊吓一晚的另一大事件是，这一招也几乎夺取执政党四个以上的单选区国会席位，有充分备战的潮州怒汉是“补选效应”最大得益者之一（他仅以2.82%得票率压倒对手陈原生）的在野党候选人。
【注：一九九一年八月末国会选举曾出现选情胶着状态，执政党候选人仅以百分之三或更低的得票率取胜在野党的单选区对手，以下有几个相关例子，他们是（1）布莱德令的前新闻记者吴俊刚以52.27%
对沈克栋的47.73%，（2）武吉巴督区的军事历史学者翁执中博士以51.82%
对民主党关汝经的48.18%，（3）樟宜区的机场服务高层管理张宗治以53%对工人党陈明生医生的47%，（4）义顺南区的大学教授高立人博士以52.76%对政坛老将工人党刘永源的47.24%。】
（三）吴作栋首次领军参加国会选举，但他的“群众对话”竞选策略失效。
满足于现状的行动党第二代领导层提前两年举行国会选举。为了展示他有别于首任总理李光耀的严厉社会管制与威权政治治理模式，吴作栋强调开放与协商方式和作风为基调。一九九一年八月月末国会选举的新竞选策略，他采用了群众对话形式为主轴，而不是传统的街头或露天草场的限时群众大会，为特定候选人造势、提高竞选团队士气以及在公开场合透露未来为民造福的长、短期国家发展政策和福利等计划，如建造综合诊疗所、游泳池和室内运动场等等。可惜，执政党候选人没机会善用此优势。
潮州怒汉逮到了此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因人山人海的后港区群众大会是由在野党猛击锣鼓启动，士气为之大振，面对面争取选民支持的主动权转向了工人党。面对挑战方排山倒海的竞选攻势，尤其是全面攻击是来自得理不饶人和善用多样化交流渠道（双语加方言,传真、电邮加网站）传达信息的怒汉刘程强，他一上讲台便左右开弓，严厉抨击官方各项不民主措施，选区内还待处理的问题等，这类乱中有序的攻防战略确实令任何年轻或缺乏火候的竞选对手心惊胆战，一时乱了阵脚。
激烈的选战进入半途，选情出现告急，对执政党场面不如预期的‘甜蜜’，这时团队才被逼非改弦易辙不可，但是这补救之方为时已迟了一些，因为挑战者较早发出的强烈和有说服力的明确信息（其中致命的一击是，他理直气壮地指出就算官方候选人败选，还是有官职在等待他）已取得先入为主的效应。
小结。
党员和党领导看到了隧道另一端的一道曙光。潮州怒汉此回战伇是非常艰辛进行和完成的，人寡势弱的工人党的九十年首场国会选举胜利得来确是不易。对他本人和自己所属的党未来发展不仅重大，其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首先，除了詹时中的民主党外，工人党终于也拥有了自己的歇脚驿站和较长期扎营、细察了解周围环境和提出改善民生福利建议的机会。
这就是执政党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态，因为随即而来的便是从未预料出现的挑战，那就是该区的市镇理事会（Town Council）管理权限就落入在野党掌心。新主人将有机会学习和从实况了解、制订如何更有效地为民服务的任务，从而加深该党对该区居民的影响力。民主党党魁詹时中律师连续三届（1984，1988和1991；此后他以新加坡民主联盟党名继续在1997,2001和2006选举击败执政党候选人）胜选是最好的例证。由于詹律师和他的团队有了长期和稳定栖身之所以及基本财力，可以日夜与民接触和提供服务。
回顾八十年代的十年政党政治发展历程，执政党一旦大意丢失一个选区给对方一位优秀和勤奋工作的在野党挑战者，下届想要从这一位代议士和背后团结一致的在野党，重新夺回该区的胜算，机率是不高，虽然他们拥有庞大行政资源，人力和财力。主要原因其一是、在野党有了机会和时间巩固自己的基盘和搞好同居民的关系，其次是、居民目睹了官方部门没让当选的在野党议员分享公共措施，留下一个官方办事欠公平的态度的和记录。
令部分政治观察者惊讶和不解的是，从二零二零年七月的国会选举前来看，执政党高层似乎没打算检讨自一九八十年中期开始对在野党管理选区公开执行的惩罚性政策（如建屋发展局仅对执政党选区提供组屋维护服务和翻新计划等为优先，忽略了大家是新加坡公民，同样有义务缴交个人和财产税）和人民对公共政策制定上的缺乏透明度的指责。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沈园主写于公元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一）晚
武吉园主写于公元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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